然而由于市场缺乏数据交流共享机制，那些被某一平台封号的用户总是能到其他平台继续发布敏感信息，形成流动作案。
除了波斯纳提到的几点理由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促使人们遵守软法责任时发挥着作用。禁忌虽然是一种较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但也是一种约束范围很广的社会行为规范。
在初民社会里已经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就是法律的萌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运用综合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结论。法律的概念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从历史角度看，定义只是对概念内容的快照。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既是社会的学习者，也是社会的参与者，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强制性和个体能动性的统一。他认为国际法以及有些国内法律规范并不像传统法学家所定义的那样，与强制有关。[23]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因此，社会化是个体平等、合作，冲突又协调的过程和结果。这些问题仅依靠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很难根治。在此基础上，将审判责任制与宪法体制下审判权监督体系对接，走出导致改革内卷化的法院（法官）—公众对立结构，以体制性关联克服局限于法院内部追责所产生的制度繁冗和逻辑错乱。
此外，在员额制改革中，责任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调整为与法官身份保障相对应的职权责任，责任追究配合于员额制下的法官独立办案，即以责任制来内在地提升办案主体的职权意识。这种情景下，问题必然源源不断地产生，再频繁的内部追责也终究难以有效抑制，于是只能依靠内部机制的不断创新和追责强度的不断抬高来应对。即在程序上，双方当事人都有取胜的可能，关键在于哪一方证据更充分，哪一方更符合法律本意。摘要: 审判责任制被视为法院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四、审判责任制对接宪法监督体制 审判责任制承载着对人民负责和对职权负责的双重价值期待，而在民众尚未完全接受科层治理专业逻辑的当下，二者往往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就其设置逻辑而言，审判权对应于立法—执法—守法结构，是法律在遭遇歧义、误解乃至抵抗并形成纠纷后的国家介入。
旨在调和政治逻辑和法治逻辑并对此加以体制整合的宪法，是任何重大改革所不能忽视的视角。基于人民司法的政法传统，对人民负责通常占据优势，由此也异化了职权主义的责任标准。在这种两难情景下，必须借助宪法监督体系对审判权的外在监督。它专职于贪腐监察，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形成人员—行为的职权分野，既弥补了司法人员腐败监督的相对真空，也有助于检察机关集中精力展开更符合其定位的法律监督。
在此背景下，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追究机制就有可能异化为责任推卸机制，裁判者不幸变成责任兜底者。审判责任制首先是底线意义上的审判行为约束，即对故意违反审判程序规定、证据规则运用和法律适用标准，或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追究责任。这种思路较为笼统，但绝非空洞。经验显示，正是专业逻辑的运用错误，才导致裁判结果与民众情理的对抗，而这种情形只需通过上诉机制纠正专业逻辑就可消除对抗。
在法院体制改革的整体逻辑中，审判责任制居于独立—专业—责任逻辑链条中的责任一环。围绕这一结构性功能，在法院改革整体逻辑中，审判责任制改革应当厘清如下命题：1.责任制的前提是独立行使审判权，清晰划分以职责为导向的审判权运行体制改革是审判责任制的基础。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法官与审判管理者、监督者在权限与问责的比重和匹配度的规定，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幅度明显高于与其对应的独立权限和职业保障[2]（P169-174）。作为保障机制，责任制须围绕改革整体目标并配合改革展开。
在中国宪法体制的职权配置中，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产生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并将人民意志转化为法律意志，交由行政机关执行，形成立法—执法结构。另一方面这也是宪法体制中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整合政府与法院关系的权威彰显。法院内部主动积极的责任追究，既是弥补公信力、重塑形象的补救措施，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算作责任兜底后的软着陆，它以自我消化的方式变相排斥了可能更为严厉的外在责任追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审判管理、职业队伍建设等内部问题频繁暴露。其中关于错案追究的一个普遍质疑是，审判主体基于规避责任的心态，往往倾向于以调解结案，或是将裁判权交给上级，从而加剧行政化，并最终导致对审判独立的侵蚀[4]（P4-22）[5]（P55-64）。与此同时，由于司法腐败与审判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必要建立审判监督体系与监委会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全覆盖的监督体系，这构成审判责任制体制安排的重点。正如周赟所说的，它本质上是人民司法传统的产物，是消解人民生活逻辑和专业逻辑对抗的制度产物[3]（P3-14）。
人大、政协、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并未嵌入其中，仅构成责任追究的线索来源。法院体制改革在特定阶段被理解为责任制改革，整体部署的逻辑被淡化，前序改革的成果无法与责任制改革对接，责任制改革也无法获得独立—专业的结构性支撑。
如果能够将整体宪法体制的制度资源按照宪法逻辑导入法院（法官）—公众的传统二元结构中，就可借助整体规划下的内外合力超越局限于内部的制度繁冗和逻辑错乱，从而走出钱穆制度陷阱和内卷化困境。在此意义上，所谓错案，实质是审判权运行偏离了宪法体制关于审判权的安排，致使审判权宪法功能在个案中没有被体现。
这一功能是审判机关作为宪法体制独立机构的根基所在。在宪法体制运行过程中，经由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和公民自发遵守法律，都会产生相应的公民义务，但其本质上与公民权利是一致的。
而审理者不裁判的后果，其实就是裁判过程与审理过程切断，导致裁判结果有可能被预设，亦会导致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审判程序也就因此失去容纳纠纷、消解不满的实质性功能。根据一定标准，宪法将职权分配给各个国家机构，并对各自的关系进行规范设定，塑造宪法体制。固守职权标准的责任言说，如何说服败诉一方，进而让各方当事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进而言之，如何通过审判责任制，架构起非此即彼的裁判与各方认同的司法公信之间的联系？如果这些基础问题得不到回答，审判责任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不会清晰。将人民司法的政法传统与程序主义责任标准相融合，需要超越审判责任制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狭隘视角，通过将审判责任制对接宪法监督的体制拓展予以实现。
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亦是一种对后续行为有警示作用的引导，客观上产生了良好的普法效果。因此，干扰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要素和人员都应被纳入追责范围，就此而言，追责范围就不能局限于办案主体。
本文从宪法视角探讨审判责任制改革，试图回归法院体制改革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范元点，审视审判权在宪法体制中的职权安排与功能设置，厘清审判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系统关联，进而领会审判责任制在法院体制改革中的结构性功能及其限度，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改革的整体逻辑、次序步骤和路径安排。3.归根结底，责任制是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保障机制。
由此观之，承担责任只限于因审判人员的职业伦理、专业技艺等个人原因导致审判权没能独立公正行使的情形。注释: [1] 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傅郁林.司法责任制的重心是职责界分.中国法律评论，2015，(4). [3] 周赟.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之反思——兼议我国司法责任制度的完善进路.法商研究，2017，(3). [4] 陈瑞华.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法学研究，2015，(4). [5] 魏胜强.错案追究何去何从?——关于我国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思考.法学，2012，(9). [6] 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法学研究，2017，(1). [7]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8] 侯猛.中国的司法模式:传统与改革.法商研究，2009，(6).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0]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 陈洪杰.人民如何司法:人民司法的政治哲学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1). [12] 秦小建.论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建构.政治与法律，2016，(5). [13] 秦小建.信访纳入宪法监督体制的证成与路径.法商研究，2016，(3). [14] 米尔依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15] 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比较法研究，2014，(4). 作者简介：秦小建，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系列热点案件的处理经验表明，在遭遇社会质疑和民意压力时，往往可通过对法官追责来缓解压力，重塑形象，这是任何机制都无法取代的。依此逻辑，审判人员未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就应承担审判责任。当然，也只有把这个过程做到最好，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回应类似上访、上诉乃至舆论指责等问题。单向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言说难以解释也无法兼容这一改革的政治意蕴。
总而言之，作为审判责任制的两大构成，有效回应审判过程、充分表达裁判理由的判决书，以及从形式标准展开的审判程序监督，承载了审判程序容纳纠纷、消解不满的实质功能，正是让胜诉一方赢得有理有据、败诉一方输得明明白白的机制所在。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两难，决定了必须从外在于审判权的宪法体制结构性视角和职权关系设置中寻求化解之道，同时也根本性地体现了改革的中国问题属性。
虽然《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8条对此明确予以了排除，但在改革实践中，这一责任方式的摒弃，需要法院自我担当和自我改革的勇气。因此，如何建构符合审判权宪法功能的责任标准，构成了审判责任制改革的核心议题。
总而言之，公众参与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与审判的结构耦合，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人大依托主权权威对审判权的监督，构成人民司法的两种主要制度模式，二者在宪法逻辑的整合下各自发挥审判监督的结构性功能，并最终汇聚为制度力量[10]（P43-53）。在中国宪法体制中，依据《宪法》第2条、第3条和第126-128条，可提炼出关于法院在宪法体制中的组织逻辑，即人民（执政党）—人大—法院—当事人。